一九五八年平定黄河配备叛乱源委,江苏反叛

2019-10-30 09:04 来源:未知

原标题:1959年平定西藏武装叛乱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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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西藏平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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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平定,从而使西藏恢复了和平与稳定。为何1951年西藏解放时没有立即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叛乱何以发生?叛乱分子的结局怎样?请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蠢蠢欲动谋划叛乱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本着祖国统一、民族平等团结的一贯主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社会制度必须改革,但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操纵下,坚持农奴制度永远不改的反动立场,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十七条协议的实行,阴谋实现“西藏独立”。1957年,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名叫“曲细岗珠”(汉语“四水六岗”的意思,泛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的地区)的叛乱组织,妄图将这些地区和西藏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大西藏共和国”。1958年4月20日,与西藏相邻几个省份的武装叛乱头目及藏军共5000余人窜入拉萨,与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的代表秘密聚会,签订了正式盟书,决定把叛乱的武装力量全部统一在“曲细岗珠”组织之内,还划分了将来叛乱时各自承担的任务。6月18日,恩珠·贡布扎西等叛乱分子在西藏山南地区的竹古塘正式宣布成立“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秘密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卫教军一成立,美国便给他们提供了武器弹药。7月4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噶厦以达赖名义给藏、川、澳、甘、青500多名“曲细岗珠”组织成员回赠了礼品。接着,这些分裂分子给达赖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达赖领导“曲细岗珠”所涉及的地区,公开提出“保卫宗教”、“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反对共产党”的口号。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余公里处的争莫寺袭击了解放军一辆运输汽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此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牵制了西藏军区三分之一的兵力。1959年1月,叛匪血腥洗劫昌都西南约200公里的扎木中心县委之后,又围攻泽当中共山南工委77天,围攻丁青县委 90余天。叛乱中,这些匪徒不仅截断公路,炸毁桥梁,伏击车辆,袭击兵站,而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破坏寺庙,连寺庙内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要夺走。嘉黎阿扎寺活佛和其管家叛乱后,捣毁佛像,焚毁经书,还把寺内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山南凯松溪长全村仅有50户人家,卫教军杀进村庄之后,洗劫了每户家庭,奸污了全村妇女,从10岁小姑娘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无一逃脱叛匪的蹂躏。与此同时,在西藏噶厦反动分子的指令下,青海、四川等藏区的叛乱武装开始聚集,向拉萨移动。西藏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旧藏军主力,也化装起来,秘密潜入拉萨。西藏的形势极其严峻。达赖到军区观看演出成叛乱借口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会见应邀前往观看跳神仪式的西藏工委、军区负责人时,主动提出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的要求:“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人当即表示欢迎,并将达赖喇嘛的这一意愿告知噶伦和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帕拉·土登维登等人。达赖喇嘛亲自确定了观看演出的时间。3月9日晚上,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对不明真相的拉萨僧俗民众说:“达赖喇嘛10号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一个代表去罗布林卡请愿,请求达赖喇嘛10号不要去军区。”这一谣言在市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10日,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俗民众围住达赖喇嘛的住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还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并拖尸示众。叛乱分子还驱使部分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高喊“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叛乱分子还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共100多人,包括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三大寺喇嘛和叛乱武装人员等。会议由堪仲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扎萨凯墨·索朗旺堆等人主持。他们说:“军区有监狱,不能让达赖喇嘛去;现在西藏独立了,达赖喇嘛不能随便到中央去。”与会“代表”提出由索康·旺钦格列、堪穷达热·多阿塔钦、噶章·洛桑仁增、凯墨·寮朗旺堆和藏军副总司令堪穷洛珠格桑等人来领导“西藏独立运动”。3月16日和17日,叛乱分子先后以“西藏独立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给驻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夏格巴·汪秋德丹发出两封电报,要其向在印度的藏胞宣布“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并谋求印度政府的支持。3月17日夜晚,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以所谓“汉人两发炮弹打到罗布林卡北围墙外,威胁达赖喇嘛安全”为借口,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他们渡过雅鲁藏布江,往山南方向去。3月31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达赖抵印度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印度当局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决定平叛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早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叛乱区域性和作战的特点,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了3个作战指挥部: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为首的指挥部,简称“黄指”;以陆军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为首的指挥部,简称“丁指”;以驻藏的4个师和独立团,以及后来入藏的解放军联合组成了“西藏军区指挥部”。总参谋部协调和指挥各指挥部的作战,特别是各指挥部的边缘地区或接合部的协同作战,空军支援及后勤保障等诸多重大事项。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了张国华和张经武。毛泽东多次不拘形式地同他们交谈,谈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他们还有资本,总是手中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赶走。”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我们确定西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进行改革,是真的,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改革的,坏事变好事。我早就说过,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毛泽东还谈到在平叛中,要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关门平叛”和改革的方针、步骤等问题。分析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达赖及其一群有可能逃跑。毛泽东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人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挡。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驻藏部队三天平息拉萨叛乱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关于平息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示,西藏军区于3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平息拉萨市区的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藏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指挥下,于20日10时对叛乱武装实施反击。步兵分队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继尔攻占罗布林卡。21日晨,对市区叛乱武装达成合围,并对小昭寺顽抗之敌予以全歼。在此情况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在强大政治攻势下,于22日拂晓缴械投降。至此,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3月20日战斗打响后,雪康土登尼玛等藏族爱国上层人士还随同解放军一道向叛乱武装实施火线喊话,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对瓦解叛乱武装起了积极作用。爱国藏胞把解放军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一些市民看到解放军战士攻占赤江宅楼后,纷纷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好样的”!3月21至23日,驻日喀则、黑河、阿里的解放军分别解除了这些地区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这样,解放军就完全控制了西藏几个主要城市,摧毁了叛军指挥中心,打乱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计划,为平息西藏其他地区叛乱创造了条件。1961年底彻底平息西藏叛乱拉萨平叛结束后,西藏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平息山南地区的武装叛乱。1959年4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发起山南战役,张国华司令员返回拉萨指挥。解放军出师十日,奔袭千里,仅以4个团2个营兵力,一举荡平叛匪老巢,控制了喜马拉雅山以北、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山南地区,切断叛匪外逃通道,接管了日喀则、江孜、亚东、黑河、噶尔昆沙等地政权。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平叛部队兵分五路,日夜兼程,连续奔袭,不断进剿,捣毁了叛乱武装的巢穴,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切断了叛乱集团与国外的联系,为平息西藏全区叛乱奠定了基础。卫教军退出国境进入不丹后,又向南翻了几道丘陵式的雪地,最后进入印度,向印度缴械,变成了国际难民。退到印度的“四水六岗”主要成员恩珠·贡布扎西、朗杰多吉、仁钦才仁、伦杰札、安多·津巴嘉措、格桑琼增、根益西等共七人成立了决策核心,并接受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的领导。1960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下,泛叛乱分子在尼泊尔木斯塘秘密建立了游击基地。卫教军进行了重组,以此为依托训练,十多年间曾对西藏派遣小股人员,但收效不大。1972 年,中美关系改善,中央情报局中止了对游击基地的资助。1974年,尼泊尔派兵取缔木斯塘基地,基地首领旺堆被打死。卫教军从此寿终,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经过9个月的平叛作战,驻藏人民解放军完全肃清了拉萨、山南、江孜地区的叛乱,基本平息了昌都、黑河等地区的叛乱,控制了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但边沿地区的叛乱仍未停止。为迅速平息叛乱,驻藏人民解放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1960年2月开始,集中主要兵力,在大股叛乱武装盘踞的思达、丁青、嘉黎、扎木之间地区,黑河、巴青之间地区,申扎、萨噶、定日之间地区等先后组织6次剿叛作战,歼灭叛乱武装2万余人。到1960年7月,西藏全区范围内大股叛乱武装被歼灭,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至1961年底,西藏地区延续近3年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经过政治争取投诚来归者,占被解决的叛乱武装人数的42.8%;特别是1961年,占到 70%以上。全区三年先后近9万卷入过叛乱行列的人员中,人民政府作为叛乱分子对待的叛首、骨干、坚决分子,只有2.3万人,人口只占全西藏2%。人民解放军认真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平叛方针,使得叛乱武装的绝大部分为被俘、投降和投诚者。而被击伤者是少数,被击毙者更少。三年平叛中,人民解放军官兵也牺牲1551人、负伤1987人。他们是为了巩固祖国统一、保卫边疆安宁、支持西藏百万农奴翻身的崇高事业而牺牲、负伤的。西藏人民至今仍然纪念他们。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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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班禅左边为张澜。

受命进藏

在谭冠三的戎马生涯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他在1959年指挥拉萨平叛,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雪域高原树立了一座永为后人所敬仰的丰碑。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重大决策纪实》,张树德着,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10月,新中国缔造时,中国的固有领土西藏还处于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对于雄才大略、毕生追求国 家统一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可容忍的。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致电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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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与平叛的战幕拉开,毛泽东命令只准胜不准败。谭冠三背水一战,两天两夜荡平拉萨叛匪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时指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十多天后,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应邀出访苏联,这是新中国首脑人物第一次走出中国国门。旅途中,毛泽东又在有关西藏问题的材料上批示道:“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到达莫斯科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研究西藏问题及进军西藏的路线。12月31日,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关于由中共西北局负责进军西藏的复电。在分析了西藏情况和进藏路线后,彭的复电如实指出:目前来看,从北路进藏困难甚大,短期内难以克服。1950年1月2日,在反复思考后,毛泽东挥笔致信党中央、彭德怀和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重新部署进军西藏问题:“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然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建议邓小平、刘伯承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这封信以附有四个“A”的紧急电报形式传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手中,他们立即暂时推开其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选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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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拉萨的上空阴云密布。西藏叛乱分子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指使下,利用西藏驻军、机关分散的特点,开始疯狂地进攻政府机关、学校、商店和解放军驻地。解放军和地方工作机关损失很大。叛匪把抓到的战士职工,剥皮挖眼,残酷杀害。与此同时,大量藏军不断涌入拉萨,布达拉宫、药王山等制高点都已被藏军占领,形势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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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笼罩 敌强我弱

毛泽东得知叛乱分子的猖狂活动时,果断的命令国防长彭德怀:“我命令,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

到底派谁去呢?进军西藏,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要打军事仗,更要打政治仗!因此,军政主官都不能含糊,必须优中选优。刘邓反复思量,两个名字跃入他们的眼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1959年春的西藏,被叛乱的阴云所笼罩。叛乱武装在昌都、黑河、山南、林芝、江孜等地,疯狂袭击驻藏人民解放军和中央工作人员,进攻、围困驻藏机关,破坏交通干线,抢劫物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彭德怀立即同在京的张经武、张国华两将军商议自卫政策,两张完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卫的决定,并给西藏的谭冠三将军发电,命令驻藏部队加倍警惕,准备随时痛击来犯的叛军。

张国华,1914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1929年春走上井冈山,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8月,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挥师北上抗日,张国华历任过一一五师独立旅第二团政委、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黄河支队政委、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委兼湖西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委、豫皖苏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

自从1958年在西藏地区爆发武装叛乱以来,中央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变本加厉,坚持维护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积极扩大叛乱武装,加紧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3月1日,西藏军区邀请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看节目,达赖以藏历元月是传召大会为由没有来。在此之前,达赖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去内地学习回来演出的节目很好看,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到军区礼堂看节目的。

从林聂身边到刘邓手下,张国华始终能征善战,为军政兼优的干才,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杀气。至于谭冠三,资历比张国华更老。

1959年春,在整个西藏,人民解放军只有5个团的兵力,总共只有一万多人,只能在拉萨、日喀则等城镇和青藏公路沿线及川藏公路部分地段驻守,而叛乱武装已发展到2.3万多人。

达赖喇嘛去军区礼堂看戏的消息很快在拉萨传扬开来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一方面指使一些人借此造谣惑众,散布“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的谣言,一方面又反过来哄骗达赖,说解放军请看节目是假,乘机扣留他是真。并以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为由,派藏军封锁了达赖的驻地厦宫,实际上是将达赖软禁起来。

谭冠三,1901年1月31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县,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耒阳县第二区党团书记兼区赤卫队党代表,是共产党在湘南地区早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之一,他参加过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任职赤卫队党代表始,他似乎注定了与红军政治工作结缘:从1930年6月起,历任红十二军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书记、陕甘支队四大队政治处主任。能够和上述军政人物朝夕共事,足见谭冠三之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解放军驻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一个轻型装甲连,一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只有2000多人。其他作战部队,大多驻守在日喀则、亚东、察隅等边防地区,一旦拉萨有事,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回援。而且,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正在山南地区猖狂活动,西藏军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都被其牵制,一时难以脱身。

达赖只好写了一个便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挟持,无行动自由。谭冠三见信,急派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去布达拉宫看望,噶伦们立即唆使藏军把桑颇打成重伤。更令人发指的是,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索郎降措惨遭叛匪杀害后,尸体竟被拖在狂奔的马后示众。一时间,拉萨街头秩序大乱,藏军武装游行,一些叛乱分子向解放军战士挑衅,不明真相的僧俗人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保护达赖。

1936年6月,谭冠三进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成为抗大一期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谭冠三时任抗大政治部秘书科科长。“投笔从戎”,是古今爱国分子的美好传统,他也绝不后人。1938年5月,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11月24日,为加强对冀中区的领导,增强冀中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所部八路军一二O师挺进冀中,同时派程子华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程子华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谭冠三跟着程子华来到冀中,历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七支队政委,参加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谈起谭冠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一语双关地说过:“和谭冠三这样的同志一起共事,我们真的要‘弹冠相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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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见叛乱时机成熟,遂将叛乱公开化,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向西藏工委、军区驻地和自治区筹委会发起进攻,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局性武装扰乱。

1940年春,谭冠三担任冀中军区南进支队政委,率部到冀鲁豫边区开展抗日反顽游击战争,参与应对国民党军石友三部的军事摩擦,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起:“以三对三,冠能盖石。”1943年春,冀鲁豫边区局势相对稳定后,他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为成为“政工名将”奠定了更加扎实的理论根基。

参加叛乱的武装分子

是夜,藏军和原已叛乱的“卫教军”7000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叛军不断地向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地开枪射击,拉萨市内火光冲天,叛匪抢劫商店,焚烧寺庙,拉萨城内一片血雨腥风。

1945年8月,内战在即,谭冠三重新奔赴前线,历任冀中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苏八地委书记兼豫皖苏军区第八军分区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政委,与老战友张国华一道率部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挺进大西南,参与成都会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发难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紧了全面武装叛乱的步伐。

在明知叛乱形势已成的情况下,为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仍以西藏的大局为重,连续派人和噶厦、藏军接触,劝告他们遵守十七条协议,说服藏军不要叛乱。但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分子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指挥藏军步步进逼,疯狂地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等机关驻地冲击。无奈,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方面调动部队加强防卫,一方面紧急报告中央。

名单报上去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一看:不但都认识,而且还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大笔一挥:同意。于是,中共西南局将重担交给了张国华、谭冠三,并确定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同意邓小平、刘伯承提出的建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并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在重庆曾家岩,邓、刘当面向张、谭交待任务,千叮万嘱。在送别谭冠三、张国华时,邓小平大手一挥说,送你们十二字“锦囊”:“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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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正在武昌视察的毛泽东接到报告后致电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给了精辟分析。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还指出:“这种‘被迫’是好的。看来,达赖是和其他人同谋的,达赖是反动派的首领。达赖反革命集团的策略是:以罗布林卡为据点,在拉萨搞暴乱,将人民解放军驱走。这种策略是会被他们首先想到的。他们从我们长期‘示弱’,只守不攻这一点,看出‘汉人胆怯’,‘中央无能’。他们想,汉人被轰走是‘可能的’。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很大可能将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一种可能是继续在拉萨示威骚扰,以期把汉人吓走,在若干天或若干个月之后,他们看见汉人吓不走,就会向印度逃走,或者,向山南建立根据地,两者的可能性都有。”毛泽东还分析了印度尼赫鲁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插手,认为“达赖搞驱汉自立,是与印度通了气的。”

经过长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十八军官兵刚刚安定下来,一听又要进藏,思想一时会转不过弯来。加上西藏是个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转入执行解放西藏、保卫边防的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及其影响,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建设和巩固国防,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谭冠三和张国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返回部队后,他们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一句“西藏未平,何以家为”让广大指战员激情满怀,纷纷表示:到西藏去,“青山有幸埋忠骨”,即使一把骨头埋在西藏,也是值得的。

早有预谋 挑起叛乱

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引诱敌人进攻,准备在拉萨大打一仗。”

小动干戈慑反顽

1959年2月6日,即藏历12月29日,是西藏传统的驱鬼跳神会,达赖喇嘛请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人前往观看。当时,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全面工作。西藏工委研究后,决定派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参加。

同一天,中共中央电复西藏工委并四川、甘肃、青海、云南4省省委和军区,就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面貌之后应采取的措施作出指示:中央认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西南局拟定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也称十大政策,经党中央审定批准后,于1950年6月公布。十大政策以后成了谈判的基本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张国华、谭冠三领导中共西藏工委及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了十大政策。

邓少东、郭锡兰在布达拉宫受到达赖的热情接待,邓少东无意中说到文工团最近从内地学习回来,排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当即提出:“我想看一次,请你安排一下。”邓少东代表工委、军区当即表示欢迎,郭锡兰告诉达赖:“这事很好办,只要你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进行专场演出。” 达赖喇嘛回答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我去看。” 邓少东等当即表示同意。

1950年7月24日,主动要求前往拉萨劝和的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但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不仅拒绝谈判,反而在帝国主义分子策划下,害死了格达活佛,并扩大武装,购置武器,将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从10月6日开始到24日,在张国华、谭冠三指挥下,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发起昌都战役。在纵约千里、横约五百里,气候恶劣,地理条件复杂的地区组织战役,困难极大。但是,由于张国华大胆实施了正面攻击和迂回包围的战术,谭冠三对部队进行了吃大苦、耐大劳、英勇作战等方面教育,所以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8日,达赖把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的时间确定在3月10日下午3时。军区随后向噶厦政府(噶厦为藏语音译,即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僧侣官员、自治区筹委会处长以上干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喇嘛活佛,都发出了观看演出的邀请。

1951年春,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达赖到军区观看文艺演出,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暗地里却早有预谋,决定趁机挑起全面叛乱。

在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后,谭冠三根据邓小平“政治重于军事”的指示,立即派出先遣人员,深入藏区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调查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亲自到成都邀请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他与张国华一起研究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发给部队,反复深入地进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策观念,消除了由于对西藏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为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3月10日上午,军区文工团做好了演出的准备。军区礼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达赖喇嘛的座位是绒布软椅,招待员准备了各色茶点。应邀陪同观看演出的藏族和汉族干部提前到齐,谭冠三等负责人也提前到会场等候。

1951年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部向拉萨进发。风雪茫茫,山路崎岖,谭冠三感慨地说:“人说蜀道难,我看西藏的路就更难了!不过,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集几十年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西藏的特定环境下,坚决、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显得特别重要。为了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他在行军途中,同大家一样不进寺庙,不住民房,宁肯露宿在冰冻雪地。10月26日,部队顺利进驻拉萨。当月的新华社拉萨三十日电记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张国华、谭冠三两将军率领下已于二十六日胜利进抵拉萨。拉萨各界人民两万人于当日盛大集会,热烈欢迎张、谭两将军及全体指战员。当部队入城时,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以下重要僧俗官员均前往郊外搭设帐篷迎候,进藏部队先遣部队和西藏地方军队亦至郊区列队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和张、谭诸将军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六位噶伦和代理噶伦并在郊外检阅了进藏部队。

然而就在这时,街上传来了骚乱的消息。叛乱分子四处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 、“军区准备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等谣言,威逼、驱使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请愿”,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

张国华、谭冠三统率的十八军,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很快就让西藏人民领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1951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集体写作”的《记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入拉萨》,文中这样描述十八军将士:经过两个多月连续行军,翻越了千山万水,饱经风雪的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整齐雄壮地通过检阅台前。西藏僧俗人民看到一列列新式轻重武器,和战士们雄赳赳地走过时,都表现无限的兴奋和喜悦,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刚刚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军队。士气如虹,军容严整,军长张国华有功,政委谭冠三同样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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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垦开荒

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涌向罗布林卡

解放军进藏之初,因为公路尚未修通,部队主副食供应十分困难,部队、机关只好吃豌豆、胡豆、青稞麦粒充饥。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背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趁机封锁粮食,扬言“要把解放军饿跑”!在这艰难时刻,遵照党中央、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和邓小平“补给重于战斗”的指示,张国华、谭冠三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等战略方针和响亮口号。

在罗布林卡门口,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被暴乱分子用石头打伤,汽车被砸坏;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竟被暴乱分子活活打死,其遗体还被系于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两公里,惨不忍睹;上千僧侣手举小白旗上街游行,呼喊反动口号,千方百计阻挠达赖前往军区。

1952年8月,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并经常到农场去参加劳动。他参加劳动不是挖几锹,做个样子就走,而是常常住在“八一农场”,和藏汉农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他住在一个被称为“罐头盒房子”的土屋里:墙是草皮垒的,屋顶是用罐头盒铁皮盖的。在高原日夜温差大的情况下,中午热得他汗流浃背,半夜冷得他四肢僵冻!边防战士们见年过半百的谭政委,和大家同甘共苦,开荒的劲头越来越大。经过一年艰苦努力,军区“八一农场”和机关部队的庄稼蔬菜,获得了丰收,大大鼓舞了驻藏部队长期建设边疆的勇气和信心。

下午2点半,噶厦政府派索康、柳霞、夏苏3位噶伦到军区拜会谭冠三。他们谎称事先并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想推卸责任。谭冠三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严肃地指出:“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要来军区观看文艺演出,当时邓副司令员就向噶厦讲了。现在噶厦竟然说不知道此事,显然不能令人置信。” 谭冠三当面质问柳霞说:“柳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柳霞竟答不上来。谭冠三最后表示:噶厦必须负责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噶厦要彻底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追查和法办杀人凶手,对被叛乱分子打死打伤的人员要负责抚恤、慰问和安置。索康等3人当时无言以对,后来又答应回去追查和处理。他们走后,就再没有和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负责人见面。

1953年秋收时节,谭冠三特意邀请了西藏的爱国上层人士和妇联、青年联谊会的男女老少,到“八一农场”参观,其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有达赖喇嘛的母亲等。“八一农场”附近的藏族群众也闻讯赶来参观。这不仅大大鼓舞了藏族人民建设家园的信心,而且让西藏上层朋友和广大群众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的的确确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是来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祖国边疆的。他们亲切地称解放军是“新汉人”、“西藏的红军”,是“菩萨兵”。

这一天,得到国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终于正式挑起了精心策划已久的全面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宣称“同中央决裂”。同时,叛乱武装开始向拉萨集结,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临战状态,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军械库公开发放枪支弹药。

谭冠三常常对战士们说:“咱们在世界屋脊、风雪高原搞生产,撒下的不仅是萝卜种子,白菜种子,而且是希望的种子,团结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啊!”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过去很少种菜、蔬菜品种极少的西藏高原,如今已种出了番茄、辣椒、黄瓜、芹菜、菠菜等十几种蔬菜。西藏军区各农场和广大部队实现了蔬菜自给或部分自给,西藏地方上的农场和农民的土地上,也长出了又鲜又嫩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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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高原过去缺少水果,吃水果很困难,须从内地运去,路途遥远,运到拉萨,坏的多、价格高。谭冠三积极支持“八一农场”试种苹果,批准农场去山东、河南等地买苹果苗,请苹果种植专家来西藏指导,他自己还在他的住地开垦了一个小苹果园做实验。他回内地开会,常常带回一些果树苗。经过他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栽培,他的小苹果园比“八一农场”的苹果树早一年结果,有一棵竟收了二百多斤苹果。政委苹果园丰收,带动了军区各个农场和部队。

谭冠三立即将这一天发生的情况向中央、中央军委作了汇报,认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叛乱。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心。

除了关心种菜和水果外,谭冠三还十分注意在藏族群众中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他嘱咐农场场长刘国玺,把那些孤苦伶仃的藏族流浪儿收留进来当农工。有的藏族孤儿,随父母来拉萨朝佛,经过长途跋涉,父母死了,孩子流落街头,挣扎在死亡线上。看见“八一农场”丰收的粮食、蔬菜,流浪儿们看到了生路,看到了希望,纷纷要求加入农场。他们在农场得到了温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如今,西藏高原的苹果不仅年年丰收,做到苹果自给,而且品种越来越多,质地优良,嫁接的“高原红”,一个苹果有半斤重。还有黄香蕉、红香蕉、苹果梨等优良品种。吃果不忘育果人,谭冠三的试种之功是不能忘记的。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领导西藏民主改革

为争取达赖摆脱叛乱分子,珍重自身安全,当天晚上,谭冠三还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的名义,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您表示愿意来军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但是由于反动分子的阴谋挑拨给您造成很大的困难,故可暂时不来。”

民主改革等问题,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了的。1956年9月4日,因条件不成熟,特别是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害怕,党中央明确宣布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随后又提出,六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1959年3月10日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并向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攻。当时,中央代表张经武和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都在内地开会,情况十分紧急,斗争极端尖锐。在此关键时刻,谭冠三主持西藏党政军工作,临危受命担任中央代理代表,坚定地依靠西藏百万农奴和广大干部,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断然下令反击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谭冠三给达赖喇嘛写了三封信,既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又充分体现了共产党解放军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爱护和关怀,同时对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这三封信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一致好评。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他和随后赶回西藏的张国华领导西藏军民,有力地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期间,谭冠三还十分关心爱国朋友的安全。情况紧张的时候,他冒着“打冷枪”和“扔石头”的危险,亲自请阿沛·阿旺晋美搬到安全的地方居住。当阿沛·阿旺晋美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住在家里时,他又亲自布置警卫人员加强保卫措施,保证阿沛·阿旺晋美和他一家的安全。他还真诚地邀请其他的爱国朋友搬到安全地方居住。帕巴拉·格烈朗杰等许多爱国朋友,就是在他的关怀下,携带家属住进了安全地方的。达赖喇嘛出走以后,他到罗布林卡指示工作人员要保护好达赖的住地。达赖住室外面阳台上有两盆牡丹花,他特别叮嘱工作人员说:“要把达赖喜爱的牡丹花保护好,要看远一点,总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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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在张国华、谭冠三主持下,中共西藏工委拟定《平叛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十三个方面的政策和执行办法,党中央在批复中指出:“这个方案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到1961年10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

谭冠三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根据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西藏进行了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党中央制定的西藏民主改革政策,对爱国的农奴主的土地实行赎买政策,这是马列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范例。谭冠三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政策。有的爱国朋友不愿接受赎买金,他再三地、真诚地劝他们收下。这样,即使西藏农奴分得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又维护了爱国朋友的利益,增强了民族团结。在民主改革期间,谭冠三还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集中集体的智慧,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胜利。接着,党中央指示,稳定个体所有制,发展个体经济。谭冠三、张国华团结西藏工委“一班人”,带领全区人民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使西藏人心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人们称颂民主改革使西藏稳定发展这一段时间,是西藏第一个“黄金时代”。

当时罗布林卡被叛乱分子所包围,一般人进出很困难,谭冠三的信是通过阿沛·阿旺晋美于11日直接送到了达赖手中。随后,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写了第一封复信:

按照规定,高级干部可以回内地休假。可是,谭冠三在西藏高原戎马戍边先后十二年,很少休假。他热爱西藏人民、热爱边疆山河,对西藏一草一木都有极深的感情。他曾带着农业技术员步行勘察拉萨河两岸的土地,亲自收集了十二口袋草籽和土壤标本,号召、组织部队开荒种菜、种草、种树。他自己开了一片地,除种菜、栽苹果外,还种树苗。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每年春节,谭冠三都带着秘书、警卫人员等出去向部队、机关、农场拜年,走到哪里,就把自己苗圃里的树苗赠送到哪里,动员同志们都来种树。他常常对同志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边疆种树就更有意义,绿化风雪高原,改变生态状况,增加氧气,调节湿度,防止风沙,这是建设西藏,巩固边疆的百年大计啊!”如今,西藏军区大院杨柳成荫。拉萨城内外,林木翠绿,花果飘香,柏油路旁林荫小道枝叶茂盛,春意盎然。

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您毫不计较,送来的信出现在我眼前时,顿时感到无限的兴奋。

1964年4月,陈毅元帅在游成都杜甫草堂时,遇到谭冠三,立即握住他的手说:“你是西藏的功臣!我要请你吃狗肉!”并向周围的人介绍谭冠三在西藏的功绩。后来,谭冠三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又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邓小平欣然说:“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无论‘政治’方面,还是‘补给’方面,你都功无旁贷!”谈话结束,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屋建瓴啊!”“阵地最高的政治工作者”,是对谭冠三参与运筹西藏全局的高度评价。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自治区主席,张国华任区党委第一书记,谭冠三任第二书记。

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几天以后,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您对我有何内部的指示,请通过此人(指阿沛·阿旺晋美)坦率示知。

1966年底,谭冠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在林彪、“四人帮”狂喊“砸烂公检法”的极端险恶情况下,他为保护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在被关押期间,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坚持原则,毫不屈服,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崇高品德。1978年起,谭冠三历任成都军区顾问,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委。

达赖喇嘛亲笔呈

1985年12月6日,曾在祖国边疆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辞世。临终之前,他向党提出了惟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1986年8月1日,根据他的遗愿,西藏自治区党政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

阿沛·阿旺晋美把信带回来后,谭冠三根据新的情况于11日又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二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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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

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这时阿沛·阿旺晋美已不好公开出面,谭冠三的信是通过嘉措林活佛送去的。

3月12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布达拉宫下面的印经场召集所谓“西藏人民代表大会”,诬蔑军区以请达赖看戏为名,企图劫持达赖,并加害于他,公然宣称不受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的约束,号召西藏僧侣和人民为保卫尊贵的达赖活佛、捍卫神圣的佛法和藏族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说,他们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决裂。

同日,达赖喇嘛在收到谭冠三的信后,立即又写了回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昨天经阿沛转去一信,想已收到了。今早您送来的信收到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今天早晨北京时间八点半钟,有少数藏军突然在青藏公路附近鸣了几枪,幸好没有发生大的骚乱。关于您来信中提的问题,我现正打算向下属的几个人进行教育和嘱托。

您对我有何指示的意见,请知心坦率的示知。

达赖 12日呈

达赖的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他交给嘉措林活佛带回军区。谭冠三当即向中央作了汇报。

13日,叛乱集团以“西藏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各宗(相当于县)和庄园发布命令,要求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和食品,立即到拉萨来,保卫尊贵的达赖活佛,保卫神圣的佛法和民族的利益。

拉萨的叛乱武装力量迅速增长,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谭冠三考虑到军区兵力单薄,不可能派出更多的部队去保护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爱国上层人士,一旦打起来,是极危险的,他决定将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接到军区来住。于是,他冒着危险,带着军区警卫营营长朱秀山等人亲自去接。但阿沛·阿旺晋美觉得他们住在外面对工作更为有利,可以随时向军区提供情况,其他一些上层人士也是这个意思。谭冠三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指示朱秀山增派一个班,加强对阿沛·阿旺晋美的警卫,同时密切注视其他爱国人士的安全。帕巴拉·格列朗杰、雪康·土登尼玛等许多爱国上层人士,就是在谭冠三的关怀下,携带家属近六七百人搬到了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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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干部不惧叛匪威胁,举家搬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3月15日,就谭冠三给达赖喇嘛的信,毛泽东从武汉致电中央:“14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中央迅速将毛泽东的电报转发给工委,同时指示工委以谭冠三名义对达赖的两封信给予答复。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3月15日,谭冠三又给达赖写了第三封信:

敬爱的达赖喇嘛:

您11日、12日两信均敬悉。西藏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所进行的叛国活动,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些人勾结外国人,进行反动叛国的活动,为时已久。中央过去一向宽大为怀,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处理,而西藏地方政府则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他们的活动,以致发展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现在中央仍然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国分子。否则,中央只有自己出面来维护祖国的团结和统一。

您来信中说,对于“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对于您的这种正确态度,我们甚为欢迎。

对于您现在的处境和安全,我们甚为关怀。如果您认为需要脱离现在被叛国分子劫持的危险境地,而且又有可能的话,我们热忱地欢迎您和您的随行人员到军区来住一个短期,我们愿对您的安全负完全的责任。究竟如何措置为好,完全听从您的决定。

另外,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决定于4月17日举行。特此告诉您。

谭冠三

1959年3月15日

第二天下午,谭冠三的信通过卸任噶伦昭雪巴秘密地送给达赖。达赖看过之后,给谭冠三回了第三封信:

亲爱的谭政委同志:

你15日的来信,方才3点钟收到。您对我的安全甚为关怀,使我甚感愉快,谢谢。

前天藏历二月五日(公历3月14日)我向政府官员等代表70余人讲话,从各方面进行了教育,要大家认真考虑目前和长远的利害关系,安定下来,否则我的生命一定难保。这样严厉地指责之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届时先给您去信。对此请您亦采取可靠的措施。您有何意见,请经常来信。

达赖 16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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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李觉、谭冠三、张经武在拉萨

一九五八年平定黄河配备叛乱源委,江苏反叛。“天要下雨 娘要改嫁”

西藏叛乱发生后,毛泽东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3月12日,毛泽东在给西藏工委和军区的电报中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赶走。这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军区目前的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

3月15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东湖石屋别墅召来张经武、张国华谈西藏严重局势及平叛、民主改革诸问题。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阶级本性决定他们要闹事。他们总以为他们还有资本,总是手发痒。他们要叛乱,无非是想把你张国华(指解放军)赶走。”谈到改革时,毛泽东说:“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我们就要一边平叛,一边改革,要相信95%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在谈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后,达赖及其一群人有可能逃跑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如果达赖及其一群人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阻挡。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他又说:“叛了也好,先叛先改,后叛后改,不叛缓改嘛。现在已经叛乱,就只好边平边改。总的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毛泽东的这番话,为西藏平叛、改革定了基调。

3月17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来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与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在幕后,支持印度当局,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就在这一天,在拉萨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聚集在罗布林卡北侧的叛乱武装向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射击,并向运输站的油库、碉堡发射炮弹30余发。该站经济警察曾惠山未向任何人请示,即擅自以六零炮向敌还击炮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200至300米处。

当日夜晚10时左右,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即按其预谋,将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劫出拉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开始了流亡印度之途,沿途要地都有叛乱武装警戒接应。两周后,达赖一行在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逃到印度。

事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却以那两发炮弹大作文章,歪曲事实,说就是这两发炮弹把达赖吓跑的,企图掩盖达赖出逃真相。

坚守防御 自卫反击

对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中央早有准备,在1959年初就已指示西藏工委和军区,严守“不打第一枪, 自卫还击”的原则,切实做好坚守防御的一切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谭冠三将拉萨的部队、地方机关组织起来,划分为8个防御区域,储备了足够的粮、柴、水和弹药,准备长期坚守。

3月19日上午,西藏军区召开了驻拉萨独立营以上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此时,全西藏地区公开参加叛乱的人员已达4万余人,聚集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已达7000余人,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均在他们控制之下,西藏工委各单位及西藏军区机关,已被叛乱分子分割包围,形势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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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叛乱分子控制的药王山

会议由军区邓少东副司令员主持,谭冠三通报了拉萨叛乱情况后作了作战动员,并要求各部队散会后立即进行作战动员。

谭冠三、邓少东指示:要封锁拉萨渡口,叛乱分子只准进不准出。尔后决定由一五九团副团长吴晨率一个连当晚就进驻拉萨河然巴渡口附近的牛尾山。

当天深夜12点,吴晨率三营七连向牛尾山进发。谭冠三、邓少东、军区副政委詹化雨等人则一直在地下作战室静静地等候消息。

3点40分,突然河对岸传来枪声,在宁静的深夜,枪声特别清脆,整个拉萨市都听得很清楚。邓少东从椅子上一下弹起来,冲到电话机旁抓起电话,吴晨报告说:“叛匪向我们开枪了。”

“谁开的第一枪?”话筒里传来邓少东急促的声音。

“叛匪。”吴晨肯定地说。谭冠三接过电话,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马上要向中央报告,是谁打的第一枪,是怎么打的。你马上去调查,弄清情况,赶紧向我报告。”

到了山顶,三排长向吴晨报告:他们正向山顶摸索前进,离敌人十几公尺时,叛匪朝他们大声吼,三排长听不懂,也没有理会,继续前进。这时叛匪就朝他们开枪了。

吴晨立即向谭冠三汇报,并报告说:牛尾山已被占领,整个渡口也被我军控制。

就在牛尾山枪响一两分钟内,盘踞在拉萨市区内的叛乱武装,几乎是同时向被围困的我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枪炮声响彻云霄。

谭冠三立即将有关情况向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中央立即将此情况电转还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毛泽东指示中央军委要求西藏军区把叛乱武装死死吸在拉萨,等待增援部队进藏时对其进行合围,将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干净、全部、彻底歼灭于拉萨。

凌晨5点钟,谭冠三在未接到中央答复前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叛乱武装人数虽多,但力量分散,乌合之众,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差,只要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弱点,一个个地吃掉敌人是有把握的。关键是我军行动要迅速,各部队要配合好。

谭冠三用商量的口气问邓少东:“您看怎么样?”

邓少东说:“您是书记,您下决心吧!部队的指挥调动,我来负责,请你放心。”

谭冠三沉思片刻,又环视会场,同志们都在用焦急的目光看着他。再不能犹豫了,谭冠三的拳头在桌子上轻轻砸了一下。看来,—个重大的决策已酝酿成熟。他站起来,带着一种少有的感情愤怒地说:“刚才大家讲得都很好。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反动集团挟持年轻的达赖喇嘛,以他的名义所做的种种坏事,对叛乱分子所犯下的伤天害理的种种罪行,我们是百般忍耐,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们面子,偏偏要用枪炮来同我们较量,把我们逼向绝路。这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地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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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冠三在布置作战任务

随后,谭冠三详细分析了拉萨敌我双方的态势,他说:“目前叛匪尽管有近万余众,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不满员的13个战斗连队,不过千余人,但都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坚强部队,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各个歼灭,是有把握取得全胜的。”

接着,邓少东作了具体部署。谭冠三最后说:“我军作战原则历来都是: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会议决定:20日上午10时,不待增援部队到达,即组织市内现有兵力向盘踞在拉萨的叛匪发起全面反击。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西藏工委、军区其他主要领导都不在拉萨的情况下,谭冠三负起了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的全部责任。

谭冠三自从1925年参加革命之后,戎马—生,身经百战,他下过无数次决心,作过无数次决定,但此次决定,也许是他一生中所作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谭冠三和他的战友们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西藏发展的历史进程。

不打则已 打则必胜

3月20日上午10时零5分,红、绿、白三色信号弹从军区司令部腾空而起,照亮了古城拉萨上空。早已严阵以待的炮兵部队朝叛匪占领的药王山猛烈开炮,隆隆的炮声向拉萨人民庄严宣告:平叛战斗开始了。

战斗进展顺利,11时56分,我军一举攻占了药王山,拔掉了这个瞰视西藏军区指挥机关的制高点,切断了西郊叛乱武装与市区的联系,反击作战初战告捷。

就在药王山战斗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11时7分,军区接到了军委总参谋部北京时间9点30分发来的电报,这是对凌晨请示报告的回复。谭冠三急忙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忽然看见“不要动”3个字。他感到震惊,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了看,还是3个字“不要动”。

谭冠三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继续往下看: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如果发生正面武装冲突,我方很可能出现被动局面,所以不同意你们打。你们可依托堡垒工事,就地坚守。尽量缩小防区,等待内地增援部队进藏。落款是彭德怀。

这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签发的命令,谁都能清楚它的分量。

半小时后,谭冠三又收到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复电,得知毛泽东的意图是要他牢牢地吸住叛乱武装,将全区叛匪统统吸往拉萨,配合外围部队对其合围,将西藏的叛匪全部歼灭,减少今后在各地进行零星清剿的困难。

接到彭德怀和中央的电报,谭冠三急了,头上直冒冷汗,邓少东、詹化雨也愣住了,心头感到沉甸甸的。

一阵沉思过后,谭冠三又仔细分析了形势,我军示弱,停止反击,这样做究竟能否将全区叛匪统统吸往拉萨,以利我军聚歼,却是一个未知数。根据军区掌握的情报,自从达赖喇嘛出逃之后,从外地赶来拉萨的叛乱分子并没有增加多少,他们是否一定要在拉萨同我军决战到底,谁也没有把握。

谭冠三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打下去,尽量全歼拉萨叛乱之敌,不使其漏网或尽量减少其外窜。但现在敌我力量还悬殊很大,究竟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难以判断。邓少东和詹化雨都表示支持谭冠三的意见,同时表示:一切后果由他们共同负责。

当然,打不打,现在得由中央来决定了,谭冠三一面命令各部队继续做好反击的准备,一面将拉萨的情况上报中央及军委。

下午2时,军区接到总参的电报,“同意还击”,并对军区的作战方案给予肯定。谭冠三、邓少东、詹化雨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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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傍晚,叛匪大本营罗布林卡被我军一举攻占,叛匪主力大部被歼。21日晨,我军对市区叛乱武装达成合围,盘踞在小昭寺的顽抗之敌也被全歼。在此情况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开始动摇。22日上午9时,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昭寺、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相继缴械投降。至此,拉萨的平叛斗争,历时46小时55分钟,共计歼灭叛匪5300余名,约占其总数的70%,取得了平息西藏叛乱初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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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人民解放军在广大西藏人民的协助和配合下,展开了全面平叛进剿作战,至1962年3月,西藏的平叛斗争全部结束。

在西藏的平叛斗争中,谭冠三功不可没。后来,谭冠三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西藏的情况,又受到了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邓小平说:“站在青藏高原上搞政治工作,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屋建瓴啊!”“你是阵地最高的政治工作者。”——这是对谭冠三参与运筹西藏全局的高度评价。

来源 | 《湘潮》

原题为《1959年,谭冠三西藏拉萨平叛始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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