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后天报,三个日益清晰的理念

2019-06-15 14:02 来源:未知

原标题: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西方概念经历了什么?

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连,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先要从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在我国历史上,“西方”一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名称,它和历史上中西交通密切相关联,而这个名称也历经了千年的历史演变和发展。

光明日报: 展现丝绸之路的壮观场景

时间:2018年11月14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乌云高娃

展现丝绸之路的壮观场景

——评《丝绸之路全史》图片 1

《丝绸之路全史》武斌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光明书话】

  2018年最新出版的有关丝绸之路著作,吸引读者眼球的有武斌先生撰写的《丝绸之路全史》。全书图文并茂,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神话、传说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丝绸之路全貌。

  《丝绸之路全史》(上、下册)涵盖的内容丰富,所涉及的时代久远、地理范围广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精美的蓝色和黄色封面,使人联想到古人穿越沙漠、扬帆大海的壮观场景。

  《丝绸之路全史》包括丝绸之路的早期开拓及张骞凿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及物品交换,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传播、乐舞交流,隋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下西洋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等诸多内容。书中既包含了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又涵盖了广义的丝绸之路概念,将高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海上交流涵盖进来,也将西南丝绸之路、中俄茶叶之路和中国与欧洲的瓷器之路等广泛概念涵盖进来,全面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民族的迁徙,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全貌。

  关于丝绸之路名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1877年由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李希霍芬提出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于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很快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国学者和人民所接受,沿用至今,并逐渐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但是,学者鱼宏亮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的研究,对李希霍芬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认为,在公元4世纪早期,马赛林在《历史》第23册中就曾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属于再发现。武斌先生在《丝绸之路全史》一书中根据斯坦因的观点总结为,“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早已存在,李希霍芬不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首创者,只是普及者。他支持存在史前丝绸之路的观点,并认为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武斌先生在《丝绸之路全史》一书中提出:“有人,就有路。”其实,在李希霍芬将东西方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商业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之前,在人类文明相接触的同时,就有了东西方交流的交通网络。最早被东西方大帝国发展起来的就是驿站交通,这一由国家财政体系提供换乘马匹、食宿、保障商人安全的交通平台,就是后来发展起来并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的前身。

  波斯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地域辽阔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兴起,使东到中亚、西达地中海的土地连成一片,大大便利了人类的东西交通,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就建立过传递急信的邮政驿站,设有待命的信使和驿马,一站接一站地传递公文或信件。大流士王朝时期,为控制全国,波斯帝国建立了完善的驿路网,其主干线西起小亚半岛,东到首都之一的苏撒,全长2400公里。波斯的驿站交通网,后来影响了罗马帝国修建驿路,其修筑驿路的技术及工具都来自波斯。考古学家曾在西亚古代遗址中发现过天青石。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天青石是产于阿富汗丛山之中的一种半宝石,这证明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波斯帝国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建立和驿路系统的完善,使地中海东岸地区到中亚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这就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

  亚历山大的东征是东西交往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第一次使欧洲人与内陆亚洲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马背民族匈奴的崛起及其西迁,为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相连接创造了条件。秦汉之际,匈奴统治了西域,中西陆路交通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匈奴与月氏的西迁,使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接触,其势力范围扩大到欧洲,成为连接东西方草原交通的中介人。张骞的出使又使这条交通线向东延伸及中原,到这时我们可以说丝绸之路已经全线贯通了。

  武斌先生在《丝绸之路全史》中对宋元时期的驿站交通加以肯定,强调张骞通西域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进行商贸往来及文化交流的民间商道早已存在。

  陆上丝绸之路是中西往来的最古老的通道,但是陆上交通费用巨大,而且不能保障安全。因此,当航海技术发展起来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

  除此之外,草原丝绸之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也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便利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历代王朝与中亚、西域的商业贸易活动均依赖草原丝绸之路。从蒙古草原出发,穿越西伯利亚进入东欧、俄罗斯,此路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由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时处于和平相处的阶段,有时处于战乱年代,草原丝绸之路时断时续。

  文明的接触与交流通常凭借一定的交通渠道,而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海路通道东端自中国沿海港口,从东南沿海港口起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从北方沿海通过东海,则可前往日本、朝鲜。此海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交换的商道,还是文化交流的交通网络。宗教、音乐舞蹈、西域饮食文化、科学技术、语言文字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族群的交流,形成中西文化交汇的盛况。沿丝绸之路佛教东传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全史》以国内外所藏考古文献资料为基础,全方位地展示了陆海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玉石、陶瓷、香料、茶叶等物品交换情况。同时,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音乐舞蹈的传播与交流情况,为读者展示了丝绸之路全貌。

  (作者:乌云高娃,系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荣新江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最多不过二十多个小时。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一、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龟兹、姑墨至疏勒。南道自鄯善,经且末、精绝、于阗、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至大宛。由此西行可至大夏、粟特、安息,最远到达大秦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经罽宾、乌弋山离,西南行至条支。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再北上龙涸,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 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 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 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高昌、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车轮的运转,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 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 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 随处可见的佛寺山窟; 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 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原载《中华文明之光》第二辑,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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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要深入理解“西方”这个词,需要理解它在历史上的两个地域名称:即汉唐时候的“西域”一词,以及宋代的“西洋”,从这两个词的转化过程,也可以看出中国对于“西方”观念和理解的变迁过程。

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连,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先要从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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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较此更大。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

汉唐时期的“西域”:西部化外之城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天竺、安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相比似无大改,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最早的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事件是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的典故。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极其宏伟的介绍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整个过程,而文中的“西域”一词已经在史书中引用:“ 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也有所提及:“匈奴西域王”。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较此更大。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随着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从这两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域一次的指代并不十分明确,而把匈奴和西域连接在一起,说明了西域为匈奴之地或者是所属匈奴的管辖范围。

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相比似无大改,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等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或者《外国传》。《明史》中《西域传》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直到了《汉书·西域传》中,才对西域有了明确的定义,文中的”西域“指代的是西部的话外之城,即广义上的“西域”。广义的西域,指代的是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范围;而狭义上的”西域“指代的是塔里木盆地和周边的范围。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随着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西洋”的名称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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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等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或者《外国传》。《明史》中《西域传》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西洋”这一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连,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体现了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

“西洋”的名称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于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西洋”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对于西域有这这样的描述和解释:“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西洋”这一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连,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体现了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

“西方”在晚清以后与“西方中心主义”有某种关联

从这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西域”的范围是非常大的,甚至包括天竺,安息,大秦等国。从现在的地理位置来分析,大概指的是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于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西洋”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晚清以降,“西方”的地理范围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涵。二战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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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晚清以后与“西方中心主义”有某种关联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范围,除了中原和西域交通情形,实际上也指代的是丝绸之路,所以,后人在研究西域的同时往往会和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

晚清以降,“西方”的地理范围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涵。二战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

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

盛唐时期,唐代和西域的连接更为紧密,交通更为发达,大唐和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西域”诸国的了解日益清晰。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

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但是也指出了“天竺”、“大食”、“回鹘”等诸条;《明史》中的“西域”中的大致范围也只是狭义上的西域,并且在《西域传》之前还设有《外国传》,可见明朝和西域的微妙和复杂关系,即既不同于外国,又和本土有别的地方,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和必经之地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所在。

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

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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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西海陆交通的产物:西洋

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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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一次说起来大家都不陌生,这一词语出现的时间较晚,在五代时期。如果说“西域”指代的是中西陆路交通,那么“西洋”更大一部分程度指的是海路交通。

(作者欧阳哲生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谁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西学”

从陆路到海陆,也体现了古代交通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将“西洋”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来看待,并将这个称谓一直都保留了下来,被后人所接受和应用,这一历史过程始于元代,完成于明代的下西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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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相连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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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西学”

(纪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明朝的“西洋”所指代的范围并不仅仅是欧洲,甚至不含有欧洲,而是指代东南亚,西亚,南非和印度洋周边。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指得是所经这些地区,而西洋也逐渐由原来的东南亚,南非,印度洋等地转为欧洲一带,这也表明了明朝之后中西交流的实际情况。

与“西方”相连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初刻)。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而那个时候,“西洋”也被称为“西海”,人们对于“海”和“洋”的区别不甚在意,所以;两个词经常会混用。

(纪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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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后天报,三个日益清晰的理念。责任编辑:

晚清时期的“西方”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关联

在我国晚清时期,“西方”的地理范围由原来的欧洲扩大到了美洲和澳洲地区,“西方”一词也成为了基督教文化圈的一个代名词,被赋予了除地理位置以外的文化含义。

二战时期的“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指代的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被排除在”西方“之外,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文明古国主要指代的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地区,它和东方文明古国相对应,是一个地理性和文化性的概念。

在近代,由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地理位置,它更是“可以近似定位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

这样的说法是不太全面的,也包含了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排外,这个时期,很多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个词语的时候,更是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自豪感的升华,和“西方中心主义”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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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就指向哪里!

总体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时期的“西洋”,再到明末清初的“西方”,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演变是和中西方交通紧密相关的。中西方的交通指向哪里,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就指代哪里!

“西方”这一个名称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异域,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地区和非我族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为文明也历经了一个从异域文化到强势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在发展的阶段,既遭受到了“中国天朝文明”的排斥,又常常通过了文化融合和思想共鸣而被华夏文明所吸纳和接受,西方文明的兴起,和华夏文明形成了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文明。

而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谋求以中国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更加适合华夏儿女生存的新文明,在和西方文明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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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代神庙

参考文献:

光后天报,三个日益清晰的理念。1,《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2,《汉书·西域传》

3,《后汉书·西域传》

4,《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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