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传说,相怜相念倍相亲

2019-11-24 08:42 来源:未知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文/麦大人

周有光·张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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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今天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周年忌,周老享年112岁。

曲终人不散,白首不相离

周有光与张允和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照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周老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在常州青果巷。这个巷子还有两个鼎鼎大名的瞿秋白和赵元任,巧合的是三人都搞文字研究。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不依靠男人。

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二姐张允和的爱情婚姻相对平稳,很普通很平凡,平凡即是美和饱满。

01

我所能想到最好的爱情模样,大概就是周有光和张允和那样的爱情,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在民国众多的情深伉俪中,周有光张允和夫妇是最能打动我的一对。

于今,物欲横流,爱情也被染指,一生一代一双人的爱情渐渐远去,更多的人选择不再相信爱情。可在周有光和张允和的身上,使我看到如若有一个简单的心,美好的爱情何尝不会变得简单。

相比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广为人知,周有光和张允和似乎有些寂然。然而这也如同他们二人一样,大智若愚,满腹才华,却也不将风华相争。

周有光和张允和相识七年,相恋五年后结婚,一切携手相伴七十年,直至2002年张允和先于周有光离世。他们的爱情走过了风风雨雨,却也如最初那般纯真美好。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这是张允和对周有光一生的概括。周有光在2017年的1月14日去世,享年112岁,他被誉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为中国的语言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有光除了在成就上比较突出外,他的人品和性格也是被肯定和赞扬的。周有光一生与读书为伴,尽管有一百多岁的高龄,他仍然活得像个孩子般纯真。

在周有光91岁生日的时候,有记者问到:“周老,您今年几岁呀?”让众人预料不到的是周有光回答到:“11岁。”在场的人甚是不解,了解夫君的张允和连忙补充到:“他认为80岁是尽数,80岁后归零重数,多活一年都是挣了。”紧接着又说到:“而我则是二八年华,88岁。”

此番对话中,便可以看出周有光的心境一直过得很年轻,这也是他长寿的秘诀。周有光曾引用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来回答人们询问的长寿之道。他说:“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

虽说在民国时期,有众多的相濡以沫的夫妻,但像周有光和张允和那样有趣的夫妻却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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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十兄弟姐妹,前排左起:充和、允和、元和、兆和

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句话恰恰是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70年的爱情写照。

——周有光

关于张家的家世,已在上篇讲过,不再叙述。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张允和出生,作为四姐妹中的二姐,她的出生倒是颇为曲折,直到后来她还感叹本来世间没有我,为什么如此感叹呢,原来是出生时脐带在她脖子上绕了三圈,导致窒息,祖母看到吓坏了,心想这孩子估计不行了,任接生婆怎么弄也没动静,无论是拍打还是喷水都不行,无奈之下接生婆只好把她放到了脚盆里,看她天命,这时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还调皮的翻了个身,这才恢复气息顺利存活了下来,全家人悬着的心才落地。她也是孩子中最爱哭最能哭的,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嗓门清亮。

02

最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可谓是才子配佳人。张允和是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同周有光一样,她也是中国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

张允和的性格是张家众多姐妹中最活泼的一个,她也是深得父亲张武龄的喜爱,她的家人称她为“小二毛”,每当他的父亲外出都愿意带着她。

张家是近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张武龄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张武龄言传身教,张家四姐妹从小耳濡目染,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四姐妹知书达礼、在昆曲、书法、丹青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皆负才女之名。

周有光也曾回忆说:“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

张允和的性格品行及其成就,都不离开她所成长的家庭带给她的影响。

小的时候,张家姐妹爱在家里演戏。大姐元和、三妹兆总爱挑主角演,而二毛允和,则却永远是演的配角,她为主角们插科打诨、开锣喝道。

很多年后允和曾回忆说:“我认为配角很重要,现在不是有配角奖吗?我的童年如有配角奖,我可以受之无愧。”这也使她有着嫉恶如仇坦率倔强的英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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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1

叶圣陶先生讲过一句话: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原是安微望族,其发家史要追溯到张允和曾祖父张树声。他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

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在苏州开办新式学校,即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平林中学。他和教育界的蔡元培、蒋梦麟等都是至交好友。

张允和就是闻名遐迩的民国“张家四姐妹”(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以及张充和)中的“二姐”。

周家虽是大户人家,但到了父辈已家道中落,大不如前,无法与张家显赫相比。

两人结识于苏州,年龄相差3岁。周有光妹妹和张允和是同学,两家又住得近,放假了经常在一起玩而相识。

每逢假期,两人结伴出游,玩转阊门、虎丘和东山公园等,附近的马路及小桥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之后,周老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张二小姐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两人接触的时间多起来。他眼中的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兰心蕙质的菇凉,而她眼前的是一个潇洒俊朗,风度翩翩的男生,那一刻他们互生爱慕之情。

两人来到吴淞江边,看着浩瀚江水,心生涟漪。他从怀中取出莎翁英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把书签夹到书中,她自然明白,翻到书签那页,这样写道: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

看到这里,她心怦怦直跳,心里嘀咕道:“这人真坏,以为我不懂啊。”他虽有些难为情,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牵起她的手。如此良辰美景,一个不怀好意,一个俏皮可爱,跃然纸上。

上海“一二八事件”后,日寇进攻上海。为了安全,张允和转到杭州之江大学,周老大学毕业到杭州教书。一到周末,两人相约西湖边,包揽湖光山色,吟诗赏月,佳人作陪,好不自在。

经历了甜蜜爱恋,到了谈婚论嫁之时。这时周老犹豫了,他写了一封信给她:“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面对坦诚的他,她则回了一封10页长信,意思却只有一个:

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好在张父思想开明,子女婚恋自由,从不干涉。1933年,两人在上海成婚,这样她就成了张家10个姊妹兄弟中,第一个披上婚纱的人。

从此以后,不管人生道路崎岖还是平坦,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算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后来他们用70年的婚姻,证明了那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诺言。

如果我爱你,而碰巧你也爱我,并不在乎我贫穷还是富有,有房还是有车?我愿和你携手漫步游遍芳丛,看岁月在四季中渐行渐远,烹一壶华年在生命里浅酌,任心情随着绽放的桃花舒展,任回忆在清风明月下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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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张允和能够和周有光走在一起,也离不开她这种英雄情怀。周有光遇见张允和的时候,他的家道已经中落,连上大学的费用都甚是拮据。而此时的张允和还是名门望族,张允和的家人十分不看好她和周有光在一起。而张允和不仅不嫌弃周家的贫瘠,反而认定了周有光是个“落难公子”,一心想要去搭救他一把。以致后来允和常常笑称自己戏曲看多了,有“落难公子后花园”的情结。

周有光的妹妹和张允和是同学,16那年,张允和到周家去玩,认识了周有光。那个时候周有光在的大学读书,张允和正在读初中三年级,他们两个都处在正当刚刚好的年华。周有光喜欢上了那个蕙质兰心的女孩子,总是去找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可张允和总是躲着他,因此允和也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和张允和就这样做了多年的好朋友,1928年,在杭州教书的周有光给在上海读书的张允和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一句表明心迹的话。

收到周有光来信的张允和很是紧张,她和同学商量后才敢跟周有光回信。暑假时,两个人见面,他们一起从吴淞中国公学的大铁门一直走到了吴淞江边的防浪石堤上,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一尺左右的距离。

张允和也在《温柔的防浪石堤》,写到1928年秋天一个星期天的黄昏,“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虽然他们的距离约有一尺,但这算不算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呢?他们走在石堤上,凭海临风,有风吹动,有云飘浮。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小书,是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书里夹着个小书签,是两个恋人相见的那一幕,大意是“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海涛拍打着石堤,江水滔滔东去,两个人静听着彼此的心跳。她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右手抓着她的左手,他想换一只手,他想跟她面对面,但是她却把脸扭向了更左边。“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

1932年时逢上海发生战乱,张允和借读于杭州之江大学,适时周有光任教于杭州一所学院,他们的爱情才真正开花结果。

周有光和张允和恋爱的时候发生了两件趣事。一次是周有光邀请张允和去听西洋乐曲,而自小听惯了昆曲的允和却在演奏会上睡着了,周有光倒也不在意,只是任由允和睡着,没有叫醒她。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一般情侣的身上,一方必定会埋怨另一方对自己不上心。可在周有光的身上,让我看到了对待爱的人,也要有一颗包容的心。

一次是在周有光和张允和在灵隐寺约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和尚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原来是因为张允和五官挺立,老和尚错把允和当做了外国人。便询问周有光:“这位外国人来了几年了?”周有光不动声色笑着说:“来了三年了。”

老和尚点点头说:“难怪中文讲的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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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张允和老年之时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2

婚后不久,在老丈人的支助下周老夫妇去了日本留学。

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老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此前因“左倾”被逮捕入狱,他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

经济没学成,只好该学日文,他们只在日本待了一年。因张允和怀孕,提前返回上海,任职光华大学,兼职做金融业工作。

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周晓光。这段时间,他们生活得平静而幸福。

这对传奇伉俪,两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相映成趣。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他则欣赏西洋音乐。她听中国音乐他去参加,他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两人经常出双入对,琴瑟和鸣,好不甜蜜。

不久之后,抗战爆发,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大逃亡的艰难岁月,一路辗转,到达重庆。

八年抗战,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疤。6岁的小女儿小禾得了阑尾炎,因医疗条件恶劣而不治。他写了一首肝肠寸断的小诗《祭坟》,其中几句:

坟外一片嫩绿的草,坟中一颗天真的心。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抗战胜利后,周老回到了新华银行工作,他们先后被派往纽约、伦敦。工作之余,他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读书。

临回国前,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夫妇二人一起做了一次环球旅行。

虽然时局动荡,但有相爱的人陪伴,不论走到哪里,遍地皆是美景。

托尔斯泰曾说:没有爱情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愿与你共度一生,那人生还有什么能称之为幸事?

张允和

04

1933年,相恋了几年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准备结婚。结婚前,周有光有些忧虑地给允和写信到:“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表明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张允和如此坚定地相信着周有光,而他们却是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

结婚后,周有光在大学教书,兼在银行工作。张允和教书之余,编副刊,将自己的满腹才情发挥到极致。

在婚后第二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有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儿子周晓平。张允和后来曾在书中幽默而深情地回忆到:“多少年来我总爱骄傲地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大家笑我,我才想起忘了说‘第二年’。

然而,不幸很快就来临了。抗日战争爆发了,周有光与张允和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在其中他们六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差一点丧命,而这每一次发生意外,周有光都奔波在外,所有的痛苦张允和都在一个人默默承受。

张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正是这些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练就了她坚韧的品格。

“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抄张允和的家,她却不生气,权当把他们看作天真活泼的孩子再闹着玩,对于岁月加给她的苦难,她从来都是笑着接受,没有一丝的怨言。

周有光有一年染上了青光眼病,当时的张允和却在北京生活,她每个月给周有光寄药,一共寄了四年零四个月。

而日后回忆起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时,在周有光的笔下,他却是这样写的:“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的头上。”

他们夫妻俩正是凭借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才得以支撑他们走过那段苦难的岁月。

周有光和张允和一起相伴走过了七十年,晚年时,他们两个每天两个中场休息时段,上午十点来一道茶,下午三四点则上一道咖啡。喝时两人还要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两人戏称这是“举杯齐眉”。一是为了好玩,二是为了尊敬对方。

周有光先生说,“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所以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

再好的爱情也要时常保持新鲜感,才能长存。

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张允和没有等来她和周有光结婚七十周年的纪念日。2002年8月14日早起,张允和在镜子前将自己仔细梳洗了一番。梳妆完毕后,她拉着周有光:“问好不好看”。

周有光笑着说:“好看”

那天夜里,张允和安然地睡去了,从此便没有再醒来。一向豁达的周有光在张允和离去后,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他说:“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周有光说:“是上帝忘了带走他。”允和走后,他的书桌上多了一排允和的照片,累了的时候,一抬头,允和还在那里对他微笑,一如初见时那般。他依旧写信,只是永远少了那个看信的人,他的落款是“人间周有光”。

允和走后,周有光将她的遗作整理、编辑、出版,作为永生的纪念。直到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仙逝,他和张允和的在人间的爱情才画上句号。

只是有情人不老,生死契阔,与子成悦,得一良人如此,此生无憾。

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

03

回国之后的周老,先在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受叶圣陶先生推荐,张允和从上海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传说,相怜相念倍相亲。1955年10月,周老也受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及文字简化工作。于是,两人终于得以相聚。

语言文字改革,只有叶籁士、陆志伟和周有光三个人负责。经过三年艰苦卓越的研究,他们终于弄出了一套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中小学推广普及。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前半生是务实的银行家,五十岁后开始研究汉语,卓有成就,遂成为家喻户晓的现代汉语之父。

当初离开上海时,周老很舍不得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当时以为这项临时工只要三四个月就能完成,没想到这一走,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经济领域。

不知是上天眷顾,还是歪打正着,改行做语言学,还让周老逃过一劫。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经济学是重灾区,他很多同事都未能幸免。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后来文革的灾难来势汹汹,他们也未能逃脱。

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这里身体疾病一直困扰着他,而她也牵挂着他。据理力争,坚持给他寄药,直到下放结束。

但即使身处困顿,周老依然保持豁然开朗和淡定洒脱的性格。“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这句话,也是他毕生奉行的座右铭。

这也得益于两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

张允和常说,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周老也有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而这样的达观态度,让他们度过了人生的很多关卡。

他们虽然经历颠沛流离,繁华已去,岁月静好,但他们终究是幸福的。

“最后的闺秀”张家四姐妹

张允和小时候比较调皮,长大些的时候教四妹张充和念书识字,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四妹的名字改成“王觉悟”,这还没完,还把这三个字用红线缝在四妹的书包上,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她取的名。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传说,相怜相念倍相亲。04

当有人问时年91岁的他多少岁时,他诙谐地说,我今年11岁。

怕别人不理解,身旁的张允和补充道:

他自己认为,人活到80岁,已算“尽数”,后面的应从零开始计算。她接着说,我今年88岁,也不过是二八年华。

面对自己的光脑袋,他会幽默地说,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

有些人觉得到了晚年,是活一天少一天了。而周老则认为,他是活一天赚一天。

晚年,两人在家一起共品茗、唱昆曲。有时,老太太会撒娇,老头儿喊生姜,她偏叫“不辣”,逗趣。受夫人熏陶,周老成了昆曲爱好者,她每次登台演出,他必到场,自称是妇唱夫随。

他们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86岁了,老太太开始学电脑,而周老就当她的老师。每当遇到问题时,只要她脚一跺,撒下娇,他就乐呵呵地过去耐心教她。

有一次,她要给大姐元和写信,她想打“亲爱的大姐……”没想到“爱”字一直打不出来。

澳门新葡萄赌场娱乐,她着急了,娇滴滴地喊道,“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了,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这完全是两个老顽童的模样。

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喝茶。上午十点,下午四点各来一次,喝茶时两人把杯子高高举起碰一下,戏称这是“举杯齐眉”,好不浪漫。

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就是最好的注解吧。

岁月催人老,离别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

2002年8月,张允和吃完晚饭后,因心脏病突发再没醒来。即便她的美惊艳了时光,也未能留住她的生命。走时,她仍然是一袭紫衣,盘发依旧,阖目如睡...

她走的那么匆忙,没有一点征兆,令他猝不及防。

对他来说,这个陪伴了他78年的人,以后只能形影相吊了。豁达的他悲伤欲绝,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感觉天塌了一般。

他在她的遗著《浪花集》的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

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翻开《合肥四姊妹》这部书,里面收录了不少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四姐妹年轻时的合照,照片中张允和梳着民国特有的发型,穿着碎花的盘扣旗袍,弯弯的眉,水灵灵的目,是典型的江南姑娘的代表。

四妹看见很是生气,两人就争吵说为什么要把她的名字改了,还这么奇怪。允和淡淡的解释说:“ 一觉睡醒就觉悟了。” 四妹顿时无语,愤怒之下拿起剪刀把这几个字给剪了。有趣的是直到六十年后,张充和带着丈夫傅汉思回国探亲,家人团聚之时,张允和还调侃四妹说:“ 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

——《最浪漫的事》

05

周老一生经历百年沧桑,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他也因而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好见证者和参与者,一个多世纪的岁月倏忽而去,而他身边围绕过的那些人,都曾是风云时代里的光辉。

年轻时的周老身体并不好,生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他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

算命先生说:

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结果老太太以93岁高龄去世,周老则活到罕见的112岁。

有时,他故作幽默地说,是不是上帝太忙了,把他遗忘在人间了。

2017年1月14日,周老终于和他的朋友永远团聚,再也不会分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别,他们虽然没有那些海誓山盟的豪言壮语,但两人的爱情足够伟大,配得起海枯石烂的那份荣耀。

他们用78个年华,完美诠释了什么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精神爱恋。

周老的伟大,无需我们多言。百年岁月,佳人始终相伴,此生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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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子女名字也十分有趣,除了都有一个“和”字外,男孩子的名字都带“宝盖头”——比如宗和、寅和、定和、寰和、宁和,据说这是因为儿子留在家里;而女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儿”——元和、允和、充和、兆和,“儿”字两腿向外翘,意味着女儿都要嫁出去。

张允和,还真是俏皮得可爱。

一曲《最浪漫的事》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爱上了很容易,能够相守才是难事,如果相敬相知幸福一辈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周有光、张允和这一对显得尤为可贵。他们有着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堪称完美的婚姻,二人不仅携手同行了70个春秋,点点回忆也多是欢喜。

而张家四个女儿也不辱其名,嫁的人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了。大姐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擅诗书格律,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名编辑,嫁给文学家沈从文;四妹张充和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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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周张二人的相识,倒不得不提一个人——周俊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与张允和是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和周有光成了旧相识。

周有光

1977年夏,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在北京景山前街。

那时的周有光还在读大学,是个英俊腼腆的青年,而张允和也不过十六岁,爱情来得就是这么突然,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了你,从此再也放不开手,周有光和沈从文一样,偏偏对张家的姐妹情根深种。他常常找借口去看她,希望能够赢得她的芳心。不知是因为年龄的差距,还是担心遇人不淑,张允和偏偏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男孩,她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故意吩咐管理员说她不在。使得周有光每一次出击都没有“得逞”,只能失望而归。

张允和与周有光先生是如何相识呢,也比较有趣,那是一九二五年,那时候周有光正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常回苏州小住,两家都住的不远,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和张允和是同学,两人关系也不错,张允和就经常到周家找周俊人玩,这样难免会碰到周有光,这样他们就认识了,慢慢也就熟悉了,学校放假,两家的孩子们就经常成群结伴的游玩,爬虎丘山,坐船游东山。两人便有了谈话的机会,没有一见钟情,只有细水长流,彼此有好感,属于慢热型的交往。

同学的哥哥

张家两姐妹的脾气倒是如出一辙,都先采取“躲着”的办法,不过二姐允和,倒没有三妹兆和这般直言自己顽固不爱“沈从文”,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

在苏州的这段时间里,两人只是相识,很普通的朋友往来,那时候并不懂得什么叫爱情。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著名学者,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早年研读经济学,后因他对语言文字造诣深,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有巨著《汉字改革概论》等二十余部,100岁后还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

不久周有光大学毕业,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中国公学念书。

那一年,周有光十九岁。

张允和,生于1909年,安徽合肥人,长于苏州。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合肥四姊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以及张充和)中的“二姐”。曾为高中历史老师、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辑,擅诗词,工昆曲。晚年致力于写作,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书。

漂泊羁旅的乡愁淡而悠长,每每望着月亮,积聚在内心的乡愁愈发浓烈,两颗心因此逐渐靠近,她对他从躲避渐渐地生出了依赖。

张允和也才十六岁。

1925年的一天,张允和到同学周子俊家玩,认识了她的哥哥周有光。周家原来也是大户人家,但到周有光父亲一辈时,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教书勉强维持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当时,周有光正在上大学,19岁,大张允和3岁。但是,认识以后有几年时间他们并没有单独的接触。

1928年的星期天,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生和一个纤小的女生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他们没有牵手,并排走在江边海口,他和她互相矜持地微笑着。没有说话,静悄悄地压着马路,穿过小红桥,经过农舍前的草堆,在江边散步,踏莎而行。

一九二七年,周有光毕业后不久进入光华大学教书,一年以后,张允和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同一座城市,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尽管那时候自由恋爱慢慢地被社会接受,但两人还是很拘谨的交往,那时周有光常找借口去看她,但张允和时常躲迷藏,矜持的她让周有光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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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石堤上坐下来,烟霞晴岚,带着淡淡的栀子香,两人都紧张得没有说一句话,良久他拿出一本小书来,她侧身去看,慢慢地倚在了他身上,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这恰恰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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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

《红楼梦》里有林黛玉和贾宝玉在花树下共读《西厢》的画面,周有光用腼腆的方式向同样腼腆的张允和传送了爱意。

周有光与张允和

恋人

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她不想理会他,怎奈她的手直出汗。想来也是,在这深秋的江边,坐在清凉的大石头上,怎么会出汗?他笑了,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的小手帕,塞在两个手的中间。她怔了一下笑道:“手帕真多!”

晚年的张允和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追忆两人当年的青涩时光,非常温情,也让人感叹那种似爱情非爱情的美好。吴淞江边的石堤上,两人相依而坐,周有光从怀中取出一本蓝皮的英文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张允和心想,挺能装的,生怕我看不懂啊,他把一枚漂亮的书签蓄意夹在其中,她翻开书签夹的那页,一句 “ 我愿在一吻中洗尽罪恶 ” 正中她的心怀,她不禁脸红,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出汗,他又掏出一条手帕塞进她的掌心,她心想,你身上的手帕真多啊。

3年后,张允和19岁,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此时的周有光是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两人单独接触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但周有光到公学去找张允和时,张允和经常东躲西藏不肯见,双方心意渐明,却又羞于捅破那张叫做爱情的窗纸。

文学家自带的浪漫气质,配上粼粼的江水,两个人相爱了,周有光的一腔炽热终于有了倾诉之地,我在想是不是每个锲而不舍的男人,最终都能收获美好的爱情?红尘里的期待,如花的美眷,注定的一切随缘。

“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罪恶,可是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握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

张允和《温柔的防浪石堤》一文中,曾讲过这段时期的一个故事: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天,二人一同来到吴淞江边,坐在石堤上,甜蜜而紧张。这时,周有光拿出一本小书来,是英文本,书上面写着一句话: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是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尽管张允和没有让他“一吻中消除罪恶”的计谋得逞,但得知了他的心思,心里也充满了甜蜜与幸福。

流水式的恋爱

一九二九年周有光随教育家孟宪承赴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只能书信往来,感情处于上升期。在一九三二年,因为战乱的关系,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两人这才又有了相逢的机会,从苏州相遇、上海相识、到如今杭州相逢这一切都像上帝安排好的。

此后,那种情愫似乎已经明朗,两人有空就经常在一起看书,学习,他们无所不谈,并有着相似的兴趣与爱好。

周有光曾在《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是这样描述他和张允和的爱情的:“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

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张允和借读到杭州之江大学,而周有光大学毕业后在杭州教书。两人见面更多了,周末,他们相约西湖花前月下,吟诗赏月,好不甜蜜。

情意里的事,终归还是要落在笔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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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他的第一封情书里还是担忧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马上回了一封十张纸的长信,所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对于有光,更令他鼓舞的是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放,支持他们的自由恋爱。

周有光与张允和

周有光、张允和结婚照

有人说爱情动力源于外部的压力,当岁月流逝,当初的激情不复,回忆当初在一起的艰辛,才懂得现在的来之不易。在父母对儿女的婚姻态度上,一直存在两种观念。有时候父母更明白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人走完一生,我想张家的父母是看得真切的,周有光值得他们的女儿托付终生,爱需要自由,而不是放纵。

两人异地重逢,自然欢喜,杭州地方比较小,名胜古迹多,其中西湖是青年男女都爱去的地方,适合谈恋爱,那一年的春天,六和塔下,周有光为张允和拍下了第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张允和穿着映山红旗袍,斜躺在草地上,姿势有些僵硬,但看的出来,内心非常的甜蜜。

丈夫

周有光在杭州教书三年,张允和从光华大学借读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周有光也就靠得更近了。周末,他们相约在西湖花前月下,这对洋文顶好的新式青年,骨子里依旧是腼腆的,身子始终保持着距离,纵使心中充满了甜蜜,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哎,又是一对老师和学生的爱情啊!

“ 恋爱中周有光第一次为我拍照片,我被绿树、绿草拥抱着。”

1933年二人结为夫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8年相识,感情瓜熟蒂落,双方家长皆是开明之人也乐见其成。张允和天生性急,说话做事节奏都快,张家10个姊妹兄弟,她第一个披上了婚纱。结婚前,周有光在给张允和的信中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10张纸的信,意思却只有一个: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从那时起,他们就要共赴风雨,一起创造幸福。

爱情就像一棵年轻的果树,五年的卿卿我我,从生根发芽到枝繁叶茂再到花开花谢,也该是收获果实的时刻。

一年后,张允和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晓平,接着又生下一个女孩(后来早夭)。他们一家生活和睦,平静而幸福。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大逃亡的艰难岁月。十多年的奔波流离,先后搬了三十余次的家,终于盼来了解放与和平的年代。

1933年,两个满脑子新思想的年轻人终于举行了婚礼。婚礼新式而简单,来的人却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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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受叶圣陶先生的推荐,张允和从上海调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1955年10月,周有光也受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来到北京参加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及文字简化工作。在北京后,夫妻两人终于得以天天聚在一起了。那时,周有光经常陪张允和去参加昆曲社。妇唱夫随,非常的幸福。当时,他们的儿子也已经成家,并有了孙女。

有趣的是,三个月后,张兆和也披上了婚纱。而她和沈从文的爱情则是另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当年,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钟情,开始执著地写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拿了信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岂料开明的胡适不但不以为怪,还帮着沈从文“游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还笑着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斩钉截铁地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张允和

1969年,周有光下放到宁夏平罗,张允和在北京带着孙女庆庆惨淡度日。周有光得了青光眼病,张允和与人据理力争,坚持给丈夫寄药,寄了两年零四个月。

没想到,张兆和最终还是被执著的沈从文攻下了“心防”,这里面也有张允和的一份功劳。1932年暑假,在青岛大学工作的沈从文冒冒失失地跑到苏州张家,不巧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去了,“接见”他的是张允和。有些紧张的沈从文留下旅馆地址就匆匆离开。

“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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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回家后,不好意思去旅馆找,经不住允和一番撺掇,她最终还是羞羞答答地去了旅馆,又用允和事先教好的“台词”,把沈从文请到家里,两人关系自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沈从文后来总是用他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喊张允和“媒婆”。而张允和每每回忆起来,也忍不住得意于自己的这一角色。

是,允和的鼻子要比常人高挺些,田汉先生曾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老伴

周张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静安详。

两人好事将近,到了谈婚论嫁时,张家人也知道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两家本来就熟悉,家长也都见过周有光,对他的印象很好。张允和的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说:“ 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尽管有这句话,但周有光还是思虑了起来,因为家境并不优越的他不知如何给张允和安定的生活。便写了封信给她:

时光易催人老,转眼之间,俊美的新婚夫妇已经变成了一对公公婆婆。退休后,周有光仍然著书立说,努力地工作;而张允和也一样,退休后仍然执着于写作、书画、昆曲。而他们的感情,随着晚年的到来,更加甜蜜,富有韵味。

然而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艰难的大逃亡岁月。6岁的女儿小禾不幸病死,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差一点丧命。

“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周有光是个老顽童。在他91岁时,有朋友问他高寿,他回答:“11岁。”一旁的张允和赶紧解释:“他认为80岁是尽数,活一天赚一天,从80岁重新数起。”又自我介绍,“我呢,是二八年华,88。”

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先后搬家30次,一家人终于盼来了解放与和平的年代。

还真是坦诚,张允和自然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随即回了一封长达十页信,总结出来就是:

作为一个诙谐幽默、快乐活泼的人, 张允和 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好极了”、“得意极了”。她常自称“三自主义”: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自娱自乐。还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一生一世的牵手

“ 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一起创造的。”

平日,两人在家,常相向而坐。先生打电脑写文章,“脑”耕不辍,太太批阅书刊、剪报,手忙不停。他们划疆而治,相安无事。他手一离键盘,要活络筋骨了,她即扮书童,奉上香茗一盅。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共品茗、听音乐、唱昆曲、侃大山,围桌话诗。有时,老太太会撒娇,老头儿喊生姜,她偏叫“不辣”,逗趣。受夫人熏陶,周有光成了昆曲爱好者:她每次开会,他都陪同前往:她每次登台演出,他必到场,自称是妇唱夫随。

1952年,张允和受叶圣陶先生的推荐,从上海调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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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分析他们俩长寿的原因时说:人得多情人不老,人得幽默人不老。

喜欢写作的张允和事无巨细都向在上海的丈夫汇报,一次她在信里坦白说她收到了一个相识了几十年的朋友的来信,来信说对方已经爱了她19年。允和让丈夫猜他是谁,周有光在回信里一本正经地猜了起来:“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不料,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却在1953年的一场“三反五反”运动里成为特务的证据,审查者说那些英文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

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

二人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喝茶。上午十点、下午三四点各一次,每次都是“举杯齐眉”。在周有光看来,他们的婚姻,平淡,没有轰轰烈烈,就是这种平静与敬重,才是他们婚姻保鲜的秘诀,婚姻不仅仅要有爱,同时还要有敬,只有这两方面具备的婚姻才会长久。

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的张允和精神崩溃了,她含羞蒙辱、无地自容、不吃不喝,也睡不了觉。她觉得夫妻间的一点“隐私”都要拿出来示众,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她对社长说:“如果我确实有问题,请处理我。如果没有,请把我爱人的信退还给我!”手捧着周有光的书信,她接过来时,竟觉得比火还烫手,烫得她心痛。她为自己的坦白和忠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也赢回了天长地久的恩爱。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周有光与张允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西式婚礼,正式走向婚姻殿堂,这场让张允和认为简单但却使人终生不忘的婚礼热闹非凡,四妹在婚礼现场唱了昆曲《佳期》,给她吹笛伴奏是后来他们的大姐夫昆曲大师顾传玠,后来作为三妹夫的沈从文在这张结婚照背后提了一句话: 张家二姐作新娘。" 四姐妹中排行老二的允和反倒第一个结了婚,一日,张允和与朋友聊天,谈及此事,朋友戏说二小姐“ 犯规 ”,率先出阁。

2002年1月13日,周有光过了96岁生日,7月25日,张允和过了93岁生日,如果把恋爱也算进去,他们在一起已经相依相伴了70多个年头。

张允和离开了北京,临走时不敢回头。人世沧桑,岁月无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浩劫,那些折腾人的和被折腾的都已经离去,唯独张允和与周有光还恩爱如初,幸福得像一对初恋的情人。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孩子们都来祝贺老两口的这份天伦之乐,令许多年轻人也看得眼馋。张允和80岁的时候这样回忆她与周有光在上海吴淞的第一次“握手”,她说:“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还是平坦,她和他总是在一起,她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了他的手里。”

张允和冲着周有光说:“ 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

周有光听了哈哈大笑说:“ 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的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2002年8月18日,张允和在吃完晚饭后,突然倒下,再没醒来。走时,她仍然是一袭紫衣,盘发依旧,阖目如睡...

有些周和张的朋友,都来向他们取经,直言想了解他们的感情如何能经过时间的考验,不见消退?据说他俩每日要碰两次杯,上午红茶,下午咖啡。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雷打不动。在平淡漫长的人生里,寻求一丝别出心裁,这不是小资,而是情趣。张允和还有一个三不原则———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周有光呢,有个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便可见他们的恩爱程度了,连人生观、价值观都这般接近,难怪他们相处的这般好。

哈哈,两人还真是调皮。

周有光在张允和的遗著《浪花集》的出版后记中这样写道:“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最后的闺秀》作者是张允和,书的封面正是她的照片,身着的旗袍,印着枫叶状的图式,雍容地坐在藤椅上,目光柔和似乎思索着什么。

婚后不久,周有光想带着允和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但他们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好在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在他们结婚时给了两千银元作嫁妆,但这笔钱去美国还是不够,两人随后决定去日本,后来因张允和怀有身孕,两人提前回国,到了上海。

从此,他孤独地踏上了下一个行程,带着一颗饱经沧桑后平静的心。

时间无情啊!

一九三四年,他们结婚纪念日这一天,他们的儿子出生,取名周晓平,又一年,女儿出生,取名小禾。不幸的是在战乱中,小禾患盲肠炎,当时的重庆后方缺医少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而夭折,小姑娘才六岁,这对她是个巨大的打击,一年半后,儿子周晓平又突然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被打出六个洞,幸好无大碍。两次大难周有光都因工作没有在她的身边,是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在战乱的年代,非常不容易。正如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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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旧版时,这位大家闺秀还在,转眼十三年了,张允和先生都已离去十年了。她的书只能是再版了,而旧版封面上那位同样俊俏的民国绅士——周有光已是110岁高龄,至今著书不倦。我想,他的书架上一定放着一本《最后的闺秀》,每每伏案,看到上面她的照片,婆娑着她曾经的模样,不禁湿润了眼眶。

“ 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

谁的情怀在岁月的迁移中亘古不变,天涯曾许诺,相诺两不离,说好的离别不哭泣,为什么又泪眼迷离?我不想哭,奈何泪水钻了眼。我蘸墨挥笔在红尘里写下名为不悔的情书,从此我愿守在梦中的渡口,只想在那里告诉你:曲终人不散,生死不相离。

战争结束后,当时在银行工作的周有光有幸得到派遣到美国学习,于是安顿好儿子之后和张允和一道去了纽约,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回国,再次回到了上海。建国后,周有光在复旦教经济学,一九五五年才去了北京,做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我们现在用的简体字,就是那时候产生的。好景不长不长,随着动乱的“ 十年 ”,他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来被下放到宁夏,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不好了,张允和坚持给他寄药品,寄了两年,患难见真情。

随着那段岁月的结束,他们的日子才算安定下来,而时光荏苒,他们也老去了,彼此依偎了几十年,正如晚年的张允和说给周有光管了七十年的账,管他吃管他穿。也真是不容易,张允和作为大家小姐,也是能烧的一手好菜,相比之下周有光就不行,烧菜技术不说,有次煮饭还把家里两个锅煮坏了,让张允和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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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

晚年的张允和曾在上海的一所高中当历史教师,但因为她的固执不肯放弃原则便也早早决定退休,选择做个家庭主妇,直到后来才找到了乐趣,源于昆曲,四姐妹从小就学习昆曲,自然能写能唱,她和张传芳一同整理编写出了六出戏的身段谱,这成为她晚年的精神寄托,乐此不疲,这也许也是她高寿的原因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美的旋律,总有谱完的那一天。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周有光甚是悲痛,写信对友人说:

“ 我们结婚七十年年,婚前交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两人中少一个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她忽然离我而去,使我不知所措。

后来我忽然想起,青年时候看到一位哲学家说:个体的死亡是动物进化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

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我恍然大悟了,我已经九十八岁,离活到一百岁岁也只有两年了,跟她同归灵山,为时不远,这是自然规律。如此一想,我泰然了。”

张允和走后,周有光把整理、出版她的遗著《昆曲日记》当作最好的纪念。

张允和逝世十周年,他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 二姐,你在天上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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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

四姐妹的爱情中,二姐张允和与周有光先生最为安稳,虽也经历了战争的动荡,但晚年有一片宁静,他们的爱情没有大姐元和与顾传玠那样坎坷流离,也没有三妹张兆和与沈从文那样热烈,也不像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那样异国他乡。

有时候常常想,人会感到幸福的是什么,每天我们看着来往的人群,在拥挤嘈杂的环境穿梭,显得那样的焦虑和匆忙,但我们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有挂念的人,这种力量让我们前行,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很普通,就和周有光与张允和一样,除去那个战争年代的印记,都是普通的守护着自己的生活与爱人,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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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老先生

如今周老已经一百一十岁的高龄,他自嘲自己被上帝遗忘在人间。周老除了听力下降得厉害身体还硬朗,每天看书写字。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号,四姐妹中最小的张充和也在美国逝世,享年享年一百零二岁。

至此,最后的民国闺秀都已不在,从民国走过来的学者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除了周老,恐怕只剩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了,杨老如今也一百零五岁高龄,深居简出每天坚持练字写作。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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